
1966 年盛夏,福建福清的夜空还缀着残星,高山公社的土路上已响起 “吱呀” 的车轮声。20 岁的曹德旺弓着腰,双手紧握自行车把手,后座绑着的 300 斤水果把车架压得微微变形 —— 这重量,是一家人的生计,也是他咬牙前行的全部动力。从公社到县城,几十里土路坑坑洼洼,车轮碾过碎石子的震动顺着手臂传到肩膀,汗水浸透的粗布褂子贴在背上,像一层沉重的壳。他必须在凌晨三点前出发,才能赶在果农开市时抢到最新鲜的货源;必须在太阳落山前返程,才能赶在天黑前把水果卖掉。整整一天奔波,双脚磨出了血泡,中午就着路边自来水啃冷馒头,最后换来的不过是 2 块钱利润。那时的他不会想到,几十年后,自己会成为手握全球最大汽车玻璃企业、被称作 “全球玻璃大王” 的企业家;更不会想到,这条凌晨三点的土路,会成为他逆袭人生的第一块基石。
一、凌晨三点的自行车:所有伟大,都始于 “熬得住” 的开头
展开剩余95%曹德旺的自行车后座,载的不只是 300 斤水果,更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希望。上世纪 60 年代的福清,物资匮乏,曹德旺家里有年迈的父母、年幼的弟妹,父亲常年患病需要吃药,弟妹上学需要学费,2 块钱的利润要掰成好几瓣花:给父亲抓药要 5 毛,给妹妹买作业本要 2 毛,剩下的 1 块 3 还要留作下次进货的本钱。他自己穿的布鞋鞋底磨穿了,就用麻绳缝补几层继续穿;衣服洗得发白,打了补丁也舍不得扔。有人劝他 “别这么拼,日子凑活过就行”,他却只是攥紧车把手,眼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:“凑活过,爹妈就得断药,弟妹就得辍学,我不能让家里人跟着我受苦。”
这段跑水果摊的日子,成了曹德旺最 “接地气” 的商学院课程。在喧闹的集市上,他学会了察言观色,更学会了谈判的门道。果农开价五毛一斤的橘子,他会蹲下身,手指轻轻戳了戳果子上的疤痕,语气带着几分坦诚又不失分寸:“老哥,您这橘子品相是好,可这几道疤深了,摆到下午就不好卖了。我给您四毛五一斤,全给您包圆了,您也省得守到天黑。” 说话时,他的眼神还会不经意瞟向隔壁摊位,脚边的麻袋已经半撑开,摆出随时要换家进货的架势。果农看着他真诚的样子,再想想自己守摊的辛苦,往往会松口成交。这套 “共情 + 底线” 的谈判技巧,后来被他用在与通用、福特等跨国企业的并购谈判桌上 —— 先理解对方的诉求,再亮出自己的底线,最终达成双赢,原理竟和当年在水果摊时一模一样。
自行车胎被石子扎破是常有的事,每次遇到这种情况,曹德旺都不会去找修车摊 —— 一来一回要花 5 分钱,对他来说太贵了。他随身带着补胎胶水和橡皮,蹲在路边,先把内胎扒出来,找到漏气的小孔,用砂纸打磨干净,涂上胶水,贴上橡皮,再小心翼翼地把内胎装回去,打气时还要时刻注意气压,怕把胎撑爆。补胎胶水刺鼻的味道,比后来福耀工厂里的化学试剂还让他熟悉。就是在一次次补胎的过程中,他悟透了一个道理:“东西坏了不能光想着换新的,得学会修。修好了,不仅能继续用,还能知道问题出在哪,下次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。” 这个认知,在 1983 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—— 当所有人都对那个濒临倒闭的乡镇玻璃厂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,他的第一反应不是 “这厂没救了”,而是 “这厂的问题我能找到,也能修好”。
夏天的太阳毒辣,跑一趟县城,曹德旺的裤腿会被露水打湿,再被太阳烤干,反复几次后,裤脚会结出一层白色的汗渍,摸起来硬邦邦的。这种 “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” 的滋味,比任何商学院教材都更深刻地告诉他:“吃苦不是创业的附加题,是必答题。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,熬得住,才能看到希望。”
二、5 万块的豪赌:在别人的 “烂摊子” 里,看见黄金
1976 年,曹德旺 30 岁。十年间,他卖过水果、修过自行车、拉过板车,省吃俭用攒下了 5 万块钱。在那个 “万元户” 都算得上稀罕的年代,5 万块钱能在福清县城买五套带院子的房子,足够他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“小日子”。可他却把目光投向了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乡镇玻璃厂 —— 厂房破旧,机器老化得能进博物馆,工人上班要么打瞌睡,要么闲聊,生产出来的玻璃满是气泡,卖出去十块,能被退回八块,厂长换了三任,都没能把厂子盘活,当地人提起这个玻璃厂,都摇头说 “没救了”。
曹德旺却在这个 “烂摊子” 里,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机会。那时的中国,大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,但无论是公交车、货车,还是私家车,汽车玻璃几乎全靠进口,一块进口玻璃的价格是成本的 20 倍 —— 比如一块普通轿车的前挡玻璃,进口价要几千块,而生产成本其实只有几百块。“既然进口玻璃这么贵,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造?”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,他围着玻璃厂转了三天,每天都去车间看机器、跟工人聊天,越看越坚定:“这厂不是没救,是没找对方向。只要把机器修好,把质量提上去,专门生产汽车玻璃,肯定能活!”
他找到镇长,提出要承包玻璃厂,镇长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旧衬衫、皮肤黝黑的年轻人,像看疯子一样:“你知道这厂欠了多少债吗?你知道之前多少人都没盘活吗?你接过来,不怕把自己的家底都赔进去?” 曹德旺没有过多解释汽车玻璃的 “远大前景”,只说了一句实在话:“镇长,您给我三个月时间,我不要政府一分钱补贴,亏了算我的,要是赚了,我给厂里工人涨工资,给公社交税。” 他押上了自己全部的 5 万块积蓄,还找亲戚朋友借了 2 万块,凑够了 7 万块启动资金。签字那天,他的手没有抖 —— 水果摊练就的算盘在他心里打得清清楚楚:进口玻璃卖几千,我卖几百,就算价格低,利润空间也很大;只要质量过关,肯定有市场。
承包玻璃厂后,曹德旺几乎住在了车间里。厂里的机器是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旧设备,很多零件都找不到替换的,他就带着工人去废品站淘,淘回来后自己琢磨着改装;芬兰进口的机器没有中文说明书,他专门从上海请来退休的老工程师,每天好烟好茶伺候着,自己拿着笔记本,一字一句地记,不懂的地方就反复问,直到搞明白为止。工人早就习惯了 “混日子”,对新的生产标准很抵触,曹德旺不发火,直接搬了条板凳坐在生产线尽头,每一块玻璃都亲自检查,有气泡的、有划痕的,全部打回去重做。他跟工人说:“我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玻璃,是汽车玻璃,关系到人的性命。今天我们偷工减料,明天客户就不会再信任我们,厂子还是要倒闭,大家还是要失业。”
就这样,他在车间里睡了 40 天,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,眼睛熬得通红,嗓子也哑了。四个月后,财务拿着账本找到他,声音都在发抖:“曹厂长,我们…… 我们盈利 70 万了!” 曹德旺看着账本上的数字,愣了半天,然后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 70 万,不是运气,是他用汗水和坚持换来的必然结果 —— 他早就算准了市场需求,也摸透了生产的门道,更用自己的较真,让工人重新燃起了对工厂的希望。
三、玻璃战争:用 “死磕” 精神,撞开国际大门
1991 年,福耀玻璃开始尝试出口美国市场。这是曹德旺的 “野心”—— 他不满足于只做中国的 “玻璃大王”,他要让福耀的玻璃,装在全球的汽车上。第一批货装了整整一个集装箱,发往美国底特律的汽车零部件仓库。可货刚到港,美国客户的电话就打了过来,语气里满是愤怒:“曹,你这玻璃是用糖果做的吗?太阳一晒就变形,这样的玻璃怎么装在汽车上?我们要退货!”
集装箱被原路退回,光运费和关税就损失了上百万,工厂里的员工也开始动摇:“美国市场这么难搞,要不我们还是专注国内吧?” 曹德旺却没被打垮,他把所有被退回的玻璃都搬到了会议室,挂满了整面墙,然后召开全体员工大会:“大家看看,这就是我们出口的玻璃!客户说我们的玻璃不行,那我们就找出问题在哪,解决它!不把这个问题解决,谁也别想接国内订单!”
他带着工程师团队,没日没夜地研究问题。经过反复测试,他们终于发现,问题出在玻璃的高温耐受性上 —— 美国部分地区夏天温度能达到 40℃以上,而福耀当时生产的玻璃,在高温下容易发生轻微变形。找到问题根源后,曹德旺立刻带着技术资料,飞往德国 —— 全球最顶尖的玻璃原材料供应商在德国。可对方的技术总监听说他是来采购改进配方的原材料,态度十分傲慢:“中国人只会做花瓶玻璃、窗户玻璃,汽车玻璃你们做不了,更别说符合美国标准的汽车玻璃了。”
曹德旺没有跟他吵架,而是回到酒店,拿出计算器,根据之前的测试数据,反复计算原材料配方的比例。他发现,只要在玻璃配方中增加某种氧化物的比例,玻璃的高温耐受性就能提升 30%。第二天,他带着计算过程和测试报告,再次找到那位技术总监,把数据一页页摊开:“您看,这是我们的测试数据,这是调整后的配方比例,按照这个配方生产的玻璃,完全能达到美国的标准。如果您不信,我们可以一起做测试。” 德国技术总监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数据,又看了看曹德旺坚定的眼神,愣住了 —— 他没想到,这个来自中国的企业家,对技术的较真程度,竟然比德国工程师还细致。最终,对方同意提供原材料,并派技术人员协助福耀调整生产工艺。
这种 “死磕” 质量的精神,成了福耀打开国际市场的 “金钥匙”。2002 年,福耀竞标成为福特汽车的供应商,福特的审核团队带着放大镜来到福耀工厂,从生产线到仓库,从原材料到成品,每一个环节都仔细检查。审核结束后,审核团队的负责人对曹德旺说:“你们的产品质量很好,生产线管理也很规范,但有一个问题 —— 你们工厂的卫生间,比车间差两个等级。一个连卫生间都管理不好的企业,很难长期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。”
曹德旺听了,没有辩解,当天就组织员工清扫卫生间,还制定了 “卫生间管理制度”:每个小时打扫一次,每天消毒两次,洗手台要擦得没有水渍,地面要干净得能反光。一周后,他请福特的审核团队再次来访,对方推开卫生间的门,看到干净整洁的环境,忍不住笑了:“现在,你们的卫生间终于配得上你们的产品了。” 就这样,福耀不仅拿下了福特的订单,还凭借过硬的质量,陆续成为通用、大众、丰田等全球知名汽车品牌的供应商。
2016 年,福耀玻璃在德国建厂,当地媒体的标题是 “狼来了 —— 中国玻璃企业登陆欧洲”。曾经嘲笑过曹德旺的德国玻璃企业,如今纷纷排队求合作。在工厂的开工仪式上,曹德旺站在台上,语气诚恳:“三十年前,我们从德国学习先进技术,你们是我们的老师;今天,我们来德国建厂,依然是抱着学习的心态。但我们也希望,能和德国的同行一起,推动全球汽车玻璃行业的进步。” 台下的德国汽车巨头们,纷纷鼓掌 —— 他们知道,这个来自中国的企业家,用质量赢得了尊重。
四、办公室里的十二字真言:敬胜怠,义胜欲;知其雄,守其雌
走进曹德旺的办公室,最显眼的不是豪华的装修,而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 —— 曾国藩的遗训:“敬胜怠,义胜欲;知其雄,守其雌。” 这十二个字,是他的人生信条,也是福耀玻璃的经营哲学。每个新员工入职,他都会亲自讲解这十二个字的含义;每次开高管会议,他也会把这十二个字拿出来,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初心。
“敬胜怠”,在曹德旺看来,就是 “用敬畏心对待工作,战胜懈怠”。他自己就是 “敬胜怠” 的践行者 —— 每天清晨四点起床,六点前一定会到工厂,三十年如一日,就算是生病,也很少请假。有一次,他感冒发烧到 39℃,秘书劝他在家休息,他却摇了摇头:“工厂里还有很多事要处理,我去看看才能放心。” 到了工厂,他还是像往常一样,先去车间巡视,跟工人聊生产情况,直到中午才去医院打针。有年轻的高管抱怨 “加班太累,压力太大”,曹德旺没有批评他,而是带他去仓库,指着正在搬玻璃的老员工说:“你看他们,每天搬五吨玻璃,汗滴在地上能摔成八瓣,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千块,却从来没有抱怨过。你坐在空调房里,拿着几十万的年薪,还喊辛苦,对得起这份工资吗?” 年轻高管听了,满脸通红,从此再也没有抱怨过加班。
“义胜欲”,就是 “用道义战胜欲望,守住底线”。这一点,在福耀的薪酬制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福耀车间工人的工资,比同行业高 15%,而且每年都会涨薪;工厂里有食堂、宿舍,宿舍里有空调、热水器,甚至还专门为夫妻员工准备了 “夫妻房”。曹德旺说:“工人是工厂的根基,他们把汗水洒在生产线上,我们就要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。” 但对于高管的薪酬,他却设了上限 —— 他自己的年薪,始终控制在公司利润的千分之三,2018 年,福耀的净利润超过 40 亿,他的年薪只有 600 万,而同期同规模的房企老板,年薪能达到 6000 万。有股东提议 “给曹总涨薪,跟行业接轨”,他却反问:“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几千块,吃饭穿衣花不了多少钱,涨那么多工资干什么?把钱用在研发上,用在给工人涨薪上,比给我涨薪有意义得多。”
“知其雄,守其雌”,则是曹德旺的商业策略 ——“知道自己的优势,也承认自己的不足,不盲目扩张,守住主业的底线”。上世纪 90 年代,房地产行业大火,很多企业都跨界搞房地产,有人劝曹德旺 “趁势赚一笔”,市政府甚至主动批给他一块黄金地段的地皮,让他开发房地产。可他却婉拒了:“我只会做玻璃,不会做房地产。隔行如隔山,盲目跨界,很容易栽跟头。” 后来,他把那块地皮转手卖给了专业的房地产公司,赚来的钱全部投入到玻璃的研发中。互联网风口来临时,有投资方鼓动他 “搞汽车互联网,做智能驾驶的配套”,他还是拒绝了:“我连智能手机都只会用打电话、发短信的功能,互联网行业我不懂,也不碰。福耀的核心就是汽车玻璃,我们要把这个主业做到极致。”
正是这种 “克制”,让福耀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行业泡沫。2008 年金融危机,很多跨界经营的企业资金链断裂,而福耀因为专注主业,现金流充足,不仅没有受到影响,还趁机收购了几家海外的玻璃企业,扩大了全球市场份额。曹德旺常说:“做企业就像种地,你只有专心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才能有好收成。如果你又想种地,又想养鸡,还想养鱼,最后可能什么都做不好。”
五、跨国官司:一个人,对抗美国商务部
2001 年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—— 美国商务部突然对福耀玻璃发起反倾销调查,理由是 “中国政府对福耀进行补贴,导致福耀玻璃以低价在美国市场倾销,损害了美国本土玻璃企业的利益”,并初步裁定对福耀玻璃征收 11.8% 的反倾销税。
曹德旺看到裁定结果时,反而笑了:“我创业这么多年,政府没给过我一分钱补贴,连贷款都是我自己找银行申请的,怎么就成了‘被补贴对象’?这不是欺负人吗?” 他没有选择妥协 —— 如果接受反倾销税,福耀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优势会消失,之前积累的客户也会流失;更重要的是,他不想让 “中国企业靠补贴倾销” 的帽子扣在福耀头上。他当即决定:应诉!
这场官司,打了整整三年。曹德旺组建了一支由中美两国顶尖律师组成的应诉团队,光是整理证据材料,就装了两卡车 —— 从福耀成立以来的账本,到每一笔原材料的采购合同,再到每一度电的缴费凭证,甚至连工人的工资单,他都找了出来。“我要让美国商务部看看,福耀的成本是透明的,利润是合理的,我们没有靠任何补贴,靠的是中国人的勤劳和技术创新。”
美国商务部的听证会现场,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。对方律师拿着一份所谓的 “证据”,质疑福耀的成本数据 “造假”:“你们的生产成本比美国企业低这么多,肯定是得到了政府补贴!” 曹德旺没有被对方的气势吓住,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账本,一页页翻给听证会官员看:“您看,这是我们 1998 年的原材料采购记录,每吨石英砂的价格是 280 元;这是 2000 年的电费单,每度电 0.52 元;这是工人的工资表,人均月薪 1200 元。这些数据都是公开可查的,您要是不信,可以去税务局、供电局核实。如果能找出一分钱政府补贴的痕迹,我当场认罚,从此退出美国市场!”
他的语气平静却坚定,账本上的数字清晰明了,听证会官员翻看了许久,最终沉默不语。可官司的推进依然艰难 —— 美国本土玻璃企业不断游说议员,给商务部施压;应诉团队的律师们也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,士气逐渐低落。有一次,团队在纽约开策略会,有人忍不住说:“曹总,要不我们妥协吧?就算交 11.8% 的税,我们还有点利润,再耗下去,成本太高了。”
曹德旺没有立刻反驳,而是请大家去餐厅吃了一顿中餐。席间,他敲了敲酒杯,声音不大却字字有力:“大家想想,美国玻璃厂工人时薪 30 美元,我们的工人时薪 30 人民币,这就是我们成本低的根本原因 —— 不是靠补贴,是靠中国人的汗水和效率。他们靠自动化机器,我们靠精细化管理;他们追求高利润,我们追求合理回报。我们凭什么要交这笔‘莫须有’的反倾销税?公平竞争,我们谁也不怕!”
这番话,让团队重新燃起了斗志。2004 年,美国商务部终于做出终裁:撤销对福耀玻璃的反倾销税指控,福耀胜诉!这是中国加入 WTO 后,首家告赢美国政府的中国企业,消息传回国内,整个制造业都为之振奋 —— 原来中国企业也能在国际规则下,靠实力赢得尊重。
胜诉后的庆功宴上,曹德旺却没有太多喜悦,他端着酒杯走到法务部团队面前,严肃地说:“这场官司赢了,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,是因为我们的证据扎实、底气足。但大家要记住,今天我们告赢了别人,明天可能就会有人告我们。真正的护城河,永远不是官司,是产品质量。只要我们的玻璃质量始终领先,就没人能打垮我们。” 这句话后来被做成金色标语,挂在全球所有福耀工厂的质检中心门口,时刻提醒着每一位员工。
六、慈善不是施舍,是 “修桥”:让受助者自己走起来
曹德旺的慈善捐款记录早已超过 120 亿,从汶川地震到新冠疫情,从贫困地区助学到家乡基础设施建设,他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慈善榜单上。但他的慈善观,却和很多人不一样 —— 他不认为慈善是 “施舍”,而是 “修桥”:“我捐钱不是为了让别人感谢我,是为了修一座桥,让那些走投无路的人,能通过这座桥,自己走回正道,甚至走得更远。”
这种 “修桥式慈善”,源于他早年的一次教训。1998 年,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,曹德旺第一时间捐了 500 万,可后来他偶然听说,其中一部分款项被当地官员挪用,盖了办公楼,真正用到灾区的钱寥寥无几。这件事让他很痛心:“慈善不是把钱扔出去就完事了,要是钱用不到实处,不仅帮不了人,还会助长腐败,玷污慈善的名声。”
从那以后,他开始探索 “企业化慈善” 的模式。2010 年,他捐出 3 亿股福耀玻璃股票(市值约 35 亿元),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 —— 这是中国首家以捐赠人姓名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,也是首家将上市公司股权作为主要捐赠资产的基金会。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完全参照企业管理:每项捐赠都要有可行性报告,明确捐赠用途、受益对象、预期效果;捐赠过程中要派专人监督,定期提交进度报告;项目结束后还要做评估,看看钱有没有用在刀刃上,有没有真正帮到受益人。
2010 年西南地区遭遇严重旱灾,曹德旺决定捐 2 亿修水利工程。他没有直接把钱交给当地政府,而是亲自带着工程师去灾区考察,和村民一起商量修水库的选址、规模。设计图改了八稿,每一次他都要逐字逐句看,连水库的防渗层用什么材料、灌溉管道铺多粗,他都要过问。工程开工后,他派了 10 名福耀员工驻场监督,每天提交施工日志,一旦发现偷工减料,立刻要求返工。最终建成的 20 座小型水库,不仅解决了当地 30 多个村庄的灌溉问题,还成了抗旱应急水源,村民们说:“曹老板捐的不是水库,是我们的‘救命水’。”
他对家乡福清的投入,更是把 “修桥” 理念体现到了极致。2021 年,他捐 10 亿在家乡创办福耀科技大学(暂名),很多人劝他 “冠名一所大学,多有面子”,他却拒绝了:“我办学不是为了留名,是为了给福建的制造业培养人才。” 他亲自参与大学的专业设置,要求必须对接当地产业链 —— 比如围绕汽车产业设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,围绕电子产业设集成电路专业,甚至连课程表都要和企业的岗位需求挂钩,确保学生毕业后能直接上岗,不用再 “二次培训”。
除了办学,他还捐钱给家乡修公路、建医院。但他有个条件:修路的同时,要引进配套的物流企业、加工企业;建医院的同时,要和福州、上海的大医院合作,建立远程诊疗系统,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。如今,福清的几条主干道旁,已经聚集了 20 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,形成了产业链集群;乡镇医院的远程诊疗室,每年能为上万村民提供服务。当地官员说:“曹总的慈善,不是给我们‘鱼’,是教我们‘捕鱼’,还帮我们建了‘鱼塘’,让我们能长久地靠自己活下去。”
七、传统企业的 “不传统” 活法:一辈子只做一件事,做到极致
当所有企业都在追求 “多元化发展”“跨界布局” 时,福耀玻璃却显得有些 “固执”—— 从 1983 年承包玻璃厂至今,四十多年里,福耀只做一件事:汽车玻璃。有人说他 “保守”,错失了房地产、互联网的风口;他却笑着说:“我不贪多,一辈子能把汽车玻璃这件事做好,就够了。”
这种 “极致专注”,源于他 1993 年的一次 “踩坑”。那年,房地产行业刚刚兴起,有朋友劝他 “房地产利润高,赶紧入局”,他动心了,拿出玻璃业务半年的利润,在福州拍了一块地,准备开发商品房。可没想到,房地产行业的水比他想象的深 —— 设计、施工、销售,每个环节都有猫腻,光是应付各路关系,就耗掉了他大量精力。最后项目虽然勉强完工,却亏掉了 2000 多万,比玻璃业务半年的利润还多。
这次教训让他彻底清醒:“隔行如隔山,我懂玻璃的熔点、配方、生产工艺,可我不懂房地产的容积率、绿化率、营销策略。做自己不懂的事,就是拿自己的短板去碰别人的长板,不输才怪。” 他连夜召开高管会议,宣布 “全面回归主业”,把已经购置的另外两块地皮原价转手,还在内部定下一条铁律:“未来所有新业务的营收,不得超过公司总收入的 10%;五年后,这个比例降到 5%。”
此后的几十年里,福耀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汽车玻璃的研发和生产中,硬是把 “传统行业” 做出了 “高科技” 的味道。福耀的实验室里,有全球最先进的检测设备 —— 能模拟阿拉斯加零下 40℃的暴风雪,测试玻璃的抗冻性;能模拟迪拜 50℃的烈日,测试玻璃的耐高温性;甚至能模拟汽车碰撞时的冲击力,测试玻璃的抗破碎性。为了研发一块用于高端电动车的全景天窗玻璃,福耀的研发团队花了两年时间,买来了市面上所有品牌的电动车天窗玻璃,一块块拆解、分析,最后研发出的玻璃,不仅重量减轻了 20%,隔音效果还提升了 30%,一举拿下了特斯拉、蔚来的订单。
对于技术创新,曹德旺从不吝啬投入。福耀每年的研发费用占比都保持在 5% 以上,比行业平均水平高 2 个百分点;公司有 2000 多名研发人员,占员工总数的 15%,其中不乏来自德国、日本的顶尖工程师。2023 年,福耀研发的 “超薄柔性汽车玻璃”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—— 这种玻璃厚度只有 0.5 毫米,能像纸一样弯曲,却能承受 100 公斤的冲击力,未来可用于智能座舱的柔性显示屏,填补了全球空白。
如今,福耀玻璃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30%,全球每三辆汽车中,就有一辆装的是福耀玻璃。宾利慕尚的前挡玻璃,含有 27 层功能膜,能同时实现防紫外线、防眩光、隔音、加热等功能,全部由福耀自主研发;奔驰、宝马的高端车型,也把福耀列为 “独家玻璃供应商”。有人问曹德旺:“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这么快,你就不怕被淘汰吗?” 他指着车间里正在生产的光伏玻璃样品说:“汽车玻璃是主业,我们也在围绕‘玻璃’做延伸 —— 光伏玻璃、建筑节能玻璃,都是玻璃,只是应用场景不同。我们还是在做自己懂的事,只是把‘玻璃’这件事,做得更宽、更深了。”
八、七旬 “青年” 的日常:朴素不是装的,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
如今 78 岁的曹德旺,生活节奏依然让很多年轻人汗颜。每天清晨四点,他准时起床,先读一个小时《曾国藩家书》—— 这套书他已经翻烂了三套,书页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批注;六点前,他一定会出现在福耀总部的办公室,比最早到的员工还早;中午在公司食堂吃员工餐,一荤一素一汤,最爱吃的是红烧肉,但每次都会让食堂师傅少放一半油;下午两点,他会去车间巡视,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,看到地上的螺丝帽会弯腰捡起,看到玻璃上的划痕会记下来,这个习惯从 1983 年承包玻璃厂开始,一直保持到现在。
他的生活朴素得让人惊讶。身上穿的西装是十二年前买的,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,却依然整洁;脚上的皮鞋是国产牌子,几百块钱一双,穿坏了就拿去修,从不轻易换新;他不用智能手机,只有一部老式按键手机,用来接打电话,重要的工作安排由秘书用纸质文件记录,每天早上放在他的办公桌上;他没有私人飞机,出差要么坐经济舱,要么坐高铁,有一次去美国考察,随行人员劝他 “包个公务机,省时省力”,他却算了一笔账:“包机一次要几十万,我坐经济舱只要几千块,省下的钱能给研发中心添一台检测设备,值!”
有人说他 “装穷”,这么有钱还这么抠门;他却不以为然:“我小时候穷怕了,知道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。现在有钱了,更不能浪费 —— 钱是用来做事的,不是用来摆阔的。给研发投钱、给工人涨薪、给慈善捐款,这些钱花得值;但买私人飞机、穿奢侈品、住豪华别墅,这些钱花得没意思,还会让人变得浮躁。”
他的办公室也很简单:一张旧木桌,一把真皮椅(还是十几年前买的),墙上挂着那幅 “敬胜怠,义胜欲;知其雄,守其雌” 的字,除此之外,没有任何奢侈品装饰。唯一显眼的,是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,从《世界汽车工业史》到《材料科学导论》,从《孙子兵法》到《西方经济学》,每本书都有他的阅读痕迹。他说:“我没读过大学,这些书就是我的‘老师’。每天读一点,就能多懂一点,就不会被时代淘汰。”
采访过他的美国记者曾写道:“曹德旺身上有一种矛盾的魅力 —— 他是身价百亿的企业家,却活得像个普通工人;他能在国际谈判桌上和巨头博弈,却会蹲在车间里和工人一起吃盒饭;他捐出上百亿做慈善,却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西装。这种矛盾,恰恰是他最真实的地方 —— 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从福清土路上走出来的穷小子,也从未放弃要让中国玻璃走向世界的野心。”
从 1966 年凌晨三点扛着自行车的年轻人,到如今执掌全球玻璃王国的企业家,曹德旺的人生,就像一块经过千锤百炼的汽车玻璃 —— 耐得住高温,扛得住冲击,守得住初心。他常说:“创业就像熬粥,火不能太急,也不能太弱,得慢慢熬,熬到火候到了,粥自然就香了。” 而他的人生,就是一碗熬了六十年的 “厚粥”,苦涩过后,满是醇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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